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讲座教授王平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，自贸易战以来，几乎所有关税成本都是由美国消费者与企业负担，低阶消费品价格飙涨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低收入群体。不过，除去移民群体，以白人为主的美国中低收入者，绝大多数却支持对华实施重关税。
华盛顿消息人士称，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本周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，但对华关税问题多半不会成为话题，因为拜登尚未作出决定。对此，受访学者指出，无论关税是否调整，对于中美关系改善都很有限；对于中国外移产业回流中国，也不会有多大作用。
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当地时间星期二告诉记者说，处理好中美的经济竞争将是习拜通话的焦点，但是关税可能不会被讨论到，“除非或直至他（拜登）做了决定。”

不过，科比也表明拜登对于前总统特朗普留下的对华关税并不满意。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高达19.3%。
科比星期二批评，前特朗普政府制定的这些关税“设计得差”，提高了美国家庭、小企业和牧场主的成本，又没有切实回应中国有害的贸易行为。
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主任卢业中接受《联合早报》访问时分析，美国6月份的通胀高达9.1%，创41年来最高，情势对民主党11月的期中选情非常不利，因此拜登希望降低关税以缓解通胀压力。至于近期美国又是通过对台军售，又传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8月访台，卢业中不排除华盛顿是借此展现强硬态度，一方面对北京施压、试探态度；一方面对国内民意有所交代。
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讲座教授王平接受本报访问时则指出，分析美国商品进口价格可以发现，自贸易战以来，几乎所有关税成本都是由美国消费者与企业负担，低阶消费品价格飙涨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低收入群体。不过，除去移民群体，以白人为主的美国中低收入者，绝大多数却支持对华实施重关税。
王平认为，这显示美国保守派声浪依旧高涨，面对期中选举，民意走向同样是拜登政府必须考量的一大因素。
此外，拜登内阁对此也意见不一。财长耶伦等财政官员认为，取消部分关税可减轻美企和消费者的财务负担；但贸易代表戴琪却认为，必须从整体对华贸易策略的角度来做决定。
王平分析，耶伦代表的是专业经济学家视角，解决民生问题是首要考量；戴琪的背后则不能排除有各行业的说客（lobbyist）在游说。
他进一步指出，从许多企业7月纷纷提出延长关税要求来看，钢铝、成衣、家具等产业对美国政府施压力度大，这类领域关税恐怕“回不来”，而资通信产业又有关键技术竞逐的政治因素存在，关税恐怕也难以减少。
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对中国发起贸易战，最终对价值约3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课征惩罚性关税。这些措施于2022年7月6日到期，如果美国各界没有要求贸易代表办公室延长相关关税，关税将自动取消。
不过，综合美国媒体报道，截至7月8日，美国官方已收到超过400份延长关税的要求。
学者：即使开放关税 幅度也不会很大
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、欧盟莫内讲座教授叶国俊则认为，取消关税会对中美双方带来些好处与善意，但中美关系不可能因此就有显著改善，何况即使开放关税，幅度也不会很大。
过去几周里，有消息传说，拜登政府考虑对价值1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取消关税，这个比例相对于被加征惩罚性关税的中国商品而言，只是杯水车薪。
至于美国降低关税是否会促使外移的产业链“重返中国”，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财经学者受访时指出，关税或许是过去这段时间导致产业链外移的其中一项因素，但未必是主因，中国产业外移的推动力更大在于成本上升，以及防疫措施等。因此，即便降低关税，恐怕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产业链回流。
这名学者也提到，在疫情暴发前，有部分转移到东南亚的制造业一度回流中国，原因是中国产业链较健全，劳工也较成熟；但疫情发生后，这些业者再度外移，未来疫情趋缓后是否会再回流，仍有待观察。
位于华东地区的李姓卫生用品制造商受访时则说，相较于关税，近年原材料与国际运费上涨，对于出口商品的影响来得更大。“制造湿巾、尿布用的原纸浆已从平均每公吨700多美元，上涨到1450美元，更别提国际原油上涨，集装箱运费连带增加，即便取消加征的关税，也不会有多大帮助”。
他指出，早在2017年左右开始，原本从中国出口的低阶消费产品，都因为成本上升而逐渐转往海外在地化生产，疫情后更是如此，估计会成为长期趋势。
也有在大陆设厂的台湾轮胎业者提到，贸易战开打后，从大陆生产线销往美国的产品加上关税导致的成本，价格竞争力变弱。美国订单数量下降，厂商只能调整生产线比例，将生产配置到东南亚、台湾等地生产线。
台湾正新轮胎副总经理罗永励便表示，目前美国还未提出取消关税的具体方案，即便付诸行动，能维持多久也还是未知数。因此业内尚在评估，大陆生产线仍会维持以服务在地市场为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