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共二十大举行在即,舆论焦点都放在谁当第一把手,因为人选不仅关乎一党一派,更代表发展路线的取舍,关乎国运的升降甚至兴衰。
拜40年来改革开放所赐,中国经济实力日趋强盛,但在还政于民和国际关系方面,发展却远远不似预期。“中国模式”下的政治体制,目的是确保中共的永续统治,以裨益中国,因此必须一党专政挂帅,寸步不离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以至其他领域。
因此,大陆没有自由选举,言论渠道闭塞,也没有开放的公民社会,这些都不用多说了,但总没想到情况变本加厉,新疆会出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的思想改造集中营,以至将《中英联合声明》和《基本法》都抛诸脑后,以《国安法》来压倒香港的反对声音,甚至过往较为宽松的经济领域和大众娱乐,近年来也离不开党国体制的牢牢控制。
北京深信“中国与别不同”(exceptionalism)(亦即所谓国情论),就是我行我素,变相否定国际共认的行为规范和普世价值。例如“动态清零”的防疫政策,即使搞得民怨沸腾,经济停滞,也得坚持下去,不理会医学界的科学论证,更不顾及恢复社会秩序和国际交往的重要性。又如北京在南海建立人工岛再配置军事设施,亦有违反国际海事法之嫌,以至俄罗斯军事侵略乌克兰,抵触联合国宪章中领土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,但北京绝不避嫌,一再坦承与俄罗斯友谊永固,令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更形孤立,也加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戒心。
中国经济实力越强大,但执政者看来不是越感安心,而是越感恐惧,害怕失去驾驭大局的权力,因此需要铁腕政策,对内加强压制、对外扩张影响力,以确保国内以至国际局势,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发展下去。不过,北京对内对外不断展示权力,在民主国家眼中,正如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(Susan L. Shirk)所说,已到了过分(overreach)的地步,引起中外冲突之余,也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*。
谢淑丽指出中国的损失有四方面。首先,由新疆集中营、国安法治港、战狼外交、经济制裁那些批评中国的国家、网上黑客入侵私人机构窃取机密、与流氓国家关系友好等等,都有损中国作为国际领袖的声誉。其次,中外之间的冲突,促成多个国际联盟组织的出现。例如四方联盟(QUAD,即包括日本、印度、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安全对话机制)、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(AUKUS)、美国-欧盟贸易与科技委员会等等先后成立,目的就是制约中国的扩张,并降低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倚赖。
第三是经济损失。外国政府对中国疑心越大,政策就越严厉,处处限制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机会。例如加强审查到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、禁止高科技制品售予中国、限制科学技术的交流、制裁中国企业、将供应链分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等等,都会直接冲击中国经济。由2010到2020的十年间,外国投资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步下降,正反映中外关系日渐恶化下,外商对政治风险的忧虑。
最后是严苛的内政措施对经济的祸害。科技巨企领头人纷纷下马、学校增加意识形态洗脑却减少英文课时、严密限制政治及经济资讯流通、加强管制娱乐文化等等,促使富有的企业家和中产人士离心离德,自己不移民,也先送走家人及资产,而“清零政策”的影响不用说了,未来问题更是,当疫症无法清零,中国仍要坚持“清零”,又如何再向世界开放呢?
大家可以不认同谢淑丽的看法,指中共是因为权力扩张超过应有的限度,结果造成上述的问题,但不能不承认,她指出的几点事实,都值得认真思考。一是民主国家是由于认为中国内外措施过分,所以采取制衡中国的政策;二是这些措施直接窒碍中国经济及科技的进步;三是必须改辕易辙,才能赢回民主国家的信任和合作,中国才能向前走。
中国最后会否走上康庄大道,还是闯进越行越窄的独木桥,很快就可以知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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